我母亲年9月3日出生，年6月18日逝世，活到近95周岁，算是高寿。她生前供职于北京31中。去世后，我去单位办理抚恤事宜，工作人员对我说：胡老师走之前，在我们学校几百名教职员工中年纪最大。
母亲遗照
医院看病的人。医院很近，所以身体一有不适，医院。70岁那年，她左腿出了毛病，几经求医问诊，也不能恢复正常行走功能，没人帮助，医院了。
她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子女。我和妹妹达成共识，医院。母亲70岁以后的25年里，医院，门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、五次，不曾输液，就是针也没打过。母亲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，身体有什么不适，包括感冒发烧，我们都凭经验让她服些中成药。她是随着身体器官逐渐衰竭自然去世的。先是吃的饭越来越少，最后每顿只喝一两口奶。她在晚上睡觉中，停止了呼吸。我们打了，急救中心派医生做心电图，作了死亡诊断。
医院无缘，不是她的主动选择。客观上却有三方面好处：
一是本人延寿。医院，少不了输液，插管，或采用其他医疗手段，可能活不到这个岁数。
二是节省了公共医疗支出，节省了个人医药费用。母亲原是公费医疗，后改为社会医疗保险。医院的熟人，领取常用药，我拿单据到单位报销。医院的熟人退休了，医院看医生，便领不出药了。最后十几年用药，索性自费购买。好在她常用的白内停等药也不贵，每个月支出几十元。加在一起，也不如一次住院的自费部分。
三是亲人少折腾。如果母亲住院，我和妹妹两家不陪侍，也得探视。就是门诊，也得推着轮椅，楼上楼下一通跑。医院，免除了这些烦恼。
我医院的事，朋友们感到惊讶。他们继而认为，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，但一般家庭做不到。
我的岳母今年91岁。前几年找了一个养老院，条件不错，住了三年。她血压高，平日控制还好。有一次傍晚测试，高压。养老院让她吃了降压药，降不下来。养老院怕担责任，要求家属一定送她急诊。医院，通过输液，当晚血压降下来了。第二天出院后，又反弹到。因她并无不舒服感，我们决定把她接回家中，调养了几天，血压逐步下降到。
不久。她因腿疼走路困难，要求离开养老院。她认为，养老院内的温泉、娱乐等条件她都享受不了，不如回家，还能吃更可口的饭菜。她回到外地一个中等城市的家中，一人居住，请了保姆。她是离休干部，过去为了预防血管出毛病，医院。那座城市在世的离休干部不多，像她这样情况，医院欢迎。不论检查还是治疗，都不用考虑费用多少。
随着年龄增长，岳母的消化系统常出症状，比如胃返酸。医院，医生马上安排住院，静脉输液。第二天症状消失了。医生说，输液不能停，要求连输七天，才算一个疗程。出院后不久，返酸症状再度发生。小群让保姆用民间土办法，饭前先喝些面糊糊，再用中成药调理。症状慢慢缓解下来。
又有一次，她吃得不适，呕吐。到医院又是一通检查，发现血色素只6克。医生怀疑胃出血，不让她进食，不让她喝水。要给她输血，血型配不上，建议去北京治疗。于是妹妹连夜叫急救车，把她送到北京。路上颠簸，一言难尽。临时进京，医院急诊。重新一通检查，因为做无痛胃镜检查已排队一个月以后，高龄老人不做，就按胃出血对待，在重症监护室里，又输液，又输血。三天后，血色素上去了，要返回。医院要求不能停止输液，医院拒收，怕负责任。她前后折腾了十来天，不吃不喝，受了不少罪。她的症状，其实不符合胃出血现象，因为吐的、便的、都无血迹。血色素低的原因是什么？医院仍然说不清。小群的姐姐查资料，估计可能是老年性贫血，自我再生能力降低。回家后恢复饮水和进食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。配合吃点药，到现在，她活得好好的。
老年人得病，寻医问诊没错，但要结合自己身体情况，多方咨询，全盘接受某一医生的诊治，有可能误诊。
我看有关报导，说中国过度使用抗菌素世界第一。采用高费用的检查治疗手段，恐怕也是名列前茅。我认识一个著名科学家、中科院院士、全国人大常委。他身体一向很好。体检时，说他80多岁的身体，60岁的心脏。但一次普通的感冒，进了高干病房就没出来。输液多了，脚开始肿。西医治疗期间，不接受中医会诊。他女儿悄悄带中医大夫来把脉，在家熬好中药带给父亲喝，脚肿就退了。仍不能出院，管子越插越多，最后不治而亡。
医院，一切就要由医生安排。病人和家属，想拒绝过度检查和医疗很难。医生提出做什么检查，患者只能接受。让你多用几种药，你还以为是对你负责。是药三分*，没有副作用的药不多。人到高龄，治疗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合并症。我岳父也是因感冒，输液，肾功能急衰而去世。医院有赢利冲动，诊断治疗方式与医生个人收入挂钩，就会成为过度检查和治疗的强劲动力。医院。享受离休和高干待遇的人，把高于平民百姓的医疗待遇当作享受。子女也认为不吝惜医疗投入才是对父母的孝敬，医院的逐利动机，形成了过度医疗的合力。
医疗其实是一把双刃剑，既有救命的功能，也有杀伤的功能。同样一种病，找陌生的大夫看，是一种处理方式，找熟悉的医生咨询，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建议。后者没有牟利动机，往往能够替朋友着想。
理性选择，才能趋利避害。有一些慢性病，一些没有致命危险的病，在家用温和的方式调理，医院差。特别是高龄老人，是顺其自然，追求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，还是不计成本地延长寿命，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、伦理问题和经济问题。陈小鲁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倡导通过生前预嘱，鼓励人们按照本人意愿，安排好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。
避免过度医疗，现在的难点往往不在本人，而是在亲属子女达不成共识。一个人主张不惜代价治疗，其他人就不便再说什么。有些特殊情况，本人和家属也难以左右，比如晚年巴金，本文且不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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